明清商业金融史下《金太谷》纪录片观后研讨会
范文：
2022年X月XX日晚七点，XX大学商业金融史读书班如期举办。此次读书班以研讨会的形式，对《金太谷》纪录片中与明清商业金融史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陈XX博士、XX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部分硕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本次研讨。
《金太谷》纪录片由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与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的商业重镇——太谷的兴盛。其内容包括太谷的崛起历程、商业与金融的发展及对晋中社会产生的影响。该纪录片共分上下两集，内容丰富、全面细致，通过口述讲解、图像素材及视频拍摄等形式进行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了太谷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商业繁荣、金融鼎盛的状况，展现出了明清太谷独一无二的风采。《金太谷》纪录片不仅在内容上精益求精，在制作过程中更是匠心独具，力求为大家解开太谷的神秘面纱，其用心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家阵容豪华。太谷地区的历史悠久，经济地位特殊，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独特的特征，难凭一家之言述其全貌。为克服这一难题，制作方不仅邀请了在晋商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多位专家学者，还邀请了众多民间技艺传承人，既增添了学术气息，又拓宽了观众视野，呈现出全面、有深度的太谷商人、商业及各类制度的发展运行情况。
第二，史料运用丰富。专家学者的不断发掘和民间收藏家的悉心珍藏为太谷地区保存下了丰富的史料。纪录片将明清民国时期留存下的商人信稿、账簿、商业课本、民间碑刻等资料巧妙的与所要讲述的内容相结合，由细节刻画出太谷繁荣生动的社会画卷。
第三，拍摄技术高超。影片中出现的太谷形象全面而深刻，即使昔日的太谷已被现代生活所掩埋，但是摄制组通过高超的拍摄技巧重现了其往日的繁华与鼎盛。观众透过现代化城市中的历史遗存仿佛看到了历史长河中的“金太谷”，由点及面、古今结合，打破了时间的阻隔，带领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太谷的前世今生。
总体而言，《金太谷》通过介绍典型的商业家族、字号、技艺、制度等内容展现了太谷悠久的商业金融历史，凸显了太谷在山西省内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在宣传太谷历史的同时，该纪录片也蕴含了学术意义，为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建立了一座桥梁。
在这一基础上，商业金融史读书班立足史学视野，结合近年来解读晋商契约文书、学习社会经济史的心得，共同对《金太谷》纪录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与商业金融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里主要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商榷与补充，分别为太谷商人的兴起及其定位、太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业、太谷商人的经营方式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讨论，这是从《金太谷》纪录片中学习新知，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讲好晋商及明清商业金融史故事、并向公众准确地宣讲这些故事的结果。
一、太谷商人的兴起及其定位
（一）“金太谷”的学理意义。本次讨论会首先聚焦于“金太谷”这一称谓问题。博士研究生王治胜结合“金太谷，银祁县，不愁吃穿的榆次县”发现，有关“金太谷”的民谣谚语众多，除片中所引用的外，还有“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金太谷，银祁县，榆次吃不完的米和面，小买卖的平遥县”、“金太谷，银祁县，恓惶死的平遥县”、“金太谷、银祁县，拉不完的平遥城”等，并由此对“金太谷”这一称号在学理上是否成立提出疑问。许多地方学者与晋商专家通常认为，“金太谷”一词是对太谷在晋中乃至山西商业金融史上地位的一种肯定，多从太谷与晋中周围各县的比较中突出“金”这一特点。上述民谣的内容其实也是对祁县、太谷、平遥这三个县域的商业及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个比较，即太谷优于祁县与平遥，“金太谷”名声的获得在赞誉了太谷的同时，也“贬低”了祁县、平遥等其他晋中商镇。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民谣说法是否是历史上太谷的真实写照？太谷是否在晋中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地位？还有许多问题均有待商榷。此外该同学还对这种独特史料——民谣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应当更加注重其中反映出的晋中一带商业金融繁荣的整体表现，而非进行价值判断，并借此重新思考山西各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
硕士研究生黄家兴对“金太谷”的地位也提出质疑。他提出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大众视野都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大众视野下的晋商”这一范围难以把控。晋商被世人所熟知的更多集中在山西票号与茶叶贸易，山西票号主要集中在平遥，茶叶之路的叙事又主要围绕祁县展开。此外，平遥、祁县等古城也为平遥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爆火也让祁县进入了大众视野，相比之下太谷所受关注着实有限，所以“金太谷”的提出与观众印象中的太谷是有偏差的。
硕士研究生张晓永就“民谣”传说可信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晋商史料中，无论是传说和民谣很多都经过了艺术性的加工，对所叙述的对象既有基于事实的描述，也有夸大成分的存在。例如山西著名商业家族太谷曹氏与榆次常氏的起家故事中都带有传说色彩：两家先祖于机缘巧合下购买凶宅，并在其中挖到金银财宝，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将这些传说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以看出，曹氏与常氏商业规模都很大，但其发迹史目前没有资料可供研究，很多故事都是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用以凸显家族实力的雄厚。“金太谷”这一形容应该也有可能是太谷人在其自身商业水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通过艺术加工得到的，其可信程度值得推敲。这启发大家在引用民谣、传说时要慎之又慎，需要明确其背景及论域，即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性，如果作为学术概念使用，则一定要加以逻辑清晰的界定。
（二）关于太谷的崛起问题。纪录片于上部提到“明初，为防北元南犯，设立九边重镇，实施纳粮中盐，太谷人得乘商机，捷足先登。明隆庆四年，明廷和蒙古鞑靼建立封贡关系，提供了北方边贸的契机，太谷商人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已有的资金积累，赢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关于太谷商人是否自明代就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与开中制有着密切关系这一观点，与会同学均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太谷商人是明清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将其放置于从小商业发展而来的晋中商人群体中讨论。兴起于明初且与开中制密切相关的主要还是平阳、泽潞商人，即晋南商人，包含太谷商人在内的晋中商人应是在明末清初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崛起的。与明代开中制并无那么深刻的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开中制并不能成为所有山西各地域商人兴起的“灵丹妙药”。而且，如果说要全面正确认识山西商人兴起的整体背景，必须考虑全国范围内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长途贩运贸易的兴盛，以及商业资本积累、货币金融的进步等因素，这才是专业化商人集团出现的根基，也即商帮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就算是明代平阳、泽潞商人也不止进行盐与粮草的贩运，至少毛皮、布匹、绸缎、粮食贩运，典当业、钱铺业的经营等也极为兴盛，这与徽商、江右商人的兴起及初步发展并无二致。
（三）关于太谷的“中心”地位问题。由太谷崛起和“金太谷”称谓引申出来的讨论还涉及太谷是否是“中心”这一问题。纪录片中曾借用商会的设立以证明太谷的地位在省内独树一帜。博士研究生王治胜对该问题进行考证后认为其说法存在偏差。山西总商会的创立时间并无确切记载，且现有研究存有矛盾之处。民国《太谷县志》卷四《生业》记载：“清光绪三十年由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饬令各省通行照办，山西总商会设于太谷”，但是，农工商部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且天津商会档案记载全国已成立的34家商务总会并无山西商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301页），因此山西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的说法并不可信。除山西省总商会外，山西省另有太原商务总会。因此，虽然山西总商会曾在太谷设立，但从设立目的、存续时间以及其他商会的存在等方面难以证明太谷可作为山西省的金融中心，并且从近代化的角度看，太原的近代工业发展水平明显要优于其他山西市镇，因此其经济地位较太谷地区相比应更有所优势。再次，太谷在民国时期还有所谓“东方华尔街”之民间称谓，这一点纪录片中虽未表述，但这个称谓似乎比“金太谷”更能直接表述太谷的金融地位，当然，与“金太谷”一样，“东方华尔街”的学理意义也存在争议，且“金太谷”的“金”不一定强调的是金融，因此太谷地区的“中心”地位还有待进一步商榷。2020级硕士研究生张悦则认为就整个山西地方而言，太谷商业比较繁荣，但同时期的平遥、榆次等地区经济实力也不弱，现有研究很少进行对比分析，因而要明确太谷在何种背景下才可作为山西省商业金融中心，从中还引申出另一问题，既然说太谷是商业金融中心，那么在商业金融方面可与之匹敌的祁县、平遥以及稍后的榆次又该如何称呼，这些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四）“太谷商人商业”与整体“山西商人商业”。作为山西商人的一部分，太谷商人的发展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故而在阐释太谷的具体问题时要注意是否可与整体的山西商人混为一谈。硕士研究生巩新玲认为片中对太谷商人与山西商人的某些概念产生了混淆，以开中法为例，纪录片中所言晋商是以开中法起家，忽略了太谷商人的独特性。陈添翼博士对此提出相同看法，认为片中引用的资料多来自于山西商人整体与票号行业，有关太谷的相关概念实际上也挪用了晋商整体的概念。此外，片中涉及到太谷股俸制的内容，对其描述主要来源于晋商股俸制，似乎并不能感受到太谷股俸制有独立于晋商股俸制的特点。
二、太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业
（一）药业。《商业的繁荣》中对太谷具有代表性的行当进行了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对太谷的特色工商业中某些行当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与补充，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药业，即中䓍药贩卖及中成药制造。博士研究生刘新龙以“广帮药商”的概念界定及对广帮药业的多方面考察对太谷药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广帮”这一说法出现于洋广药材经营的过程中。人们习惯把从广东方向运来的药材称为广药。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当中就出现了山西“广帮”的称谓，如1920年直隶实业厅调查安国药市的时候，就有“山西帮之卖广药者，便为广帮”的描述。《益世报》、《广誉远药厂史》中也有相应的描写。从现有材料统计来看，大部分广帮驻地位于太谷，只有少数几家在平遥。太谷药商主要由分号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如祁州、禹州分号决定采购清单，广州、香港分号负责采办，青岛、济南分号负责转运，祁州、禹州分号负责销售。设于太谷的总号作用主要有三：一是集中结算资金，二是管理号内员工，三是调整经营战略，故而太谷对药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此外，片中所言广药是由香港、广州贩卖到太谷，没有涉及广帮药商市场的全国性，实际上广帮的市场分为两层，一个是全国性的，一个是地方性的，因此该片关于药商市场的表述也较为片面。
（二）太谷的金融业。纪录片认为太谷是山西的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太谷金融机构众多，还有一点重要原因即为太谷标。标期制度是晋商重要的结算制度。纪录片中认为太谷标开标日期早于太汾标（即太原府下祁县、榆次和汾州府下平遥、介休等地所用之标），故而太谷金融实力最强。在金融业方面，山西票号作为晋商的金字招牌享誉全国，《金太谷》中也对志成信、锦生润等票号进行了简略介绍，但并未全面展现出太谷金融业的真实风貌。陈添翼博士认为，从材料的使用角度来看，该纪录片较以往而言使用材料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对新发现的材料使用仍然很少，且并未从中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片中还有所谓“大商号都兼营汇兑”的说法，认为其体现商业与金融业相携共生，这一点虽然也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但更要注意的是：至清代以后，汇兑逐渐从商业字号中分离出来，并逐步由专业化汇兑机构——票号来经营，这是经济发展更高级别的表现。除票号之外，太谷其他金融机构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如钱庄、银号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银炉。银炉是鉴别成色并熔铸白银的金融机构，直到民国年间，太谷所存银炉数量还十分可观。在座师生认为虽然票号目前的研究更加炙手可热，但是在叙述金融水平时不可忽视其他机构的地位及作用，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是钱庄、当铺、银炉等各个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结果。
硕士研究生徐嘉晨认为该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商业和金融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概念，其表现是商业发展对金融产生需求，金融的出现又促进商业的发展。虽然这一说法是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全部如此，纪录片中应当出现一些具体材料来印证这一点。
（三）“太谷标”及其意义。针对纪录片中提到的太谷标时间最早的说法，博士研究生王治胜对北方不同地区的标期时间进行了整理，包含赤峰、多伦、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由此可看出各地标期时间并不唯一，多者一年内共有六个标期。太谷独成一标应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与经济实力也有关联，但并不密切。太谷标期的时间在东口、榆次之后，无法证明其独树一帜的地位。针对这一问题，2020级硕士研究生宋梦琪认为晋商的标期制度是指各商号之间通过约定固定的时间地点以解决债务清偿的结算制度。纪录片中以太谷县独占一标，且时间早于太汾标，并通过早晚判断太谷市场实力大、资金雄厚程度及话语权和声望高于其他地区的观点有失偏颇。从具体的标期结算时间来看，东口最早，西口较之迟二十余日，之后为太原标，太原标后五日为太谷标，此后为太汾标，这或许与所处地域有所关联。受草原贸易的完成及现银运送需求的影响，结算日期自北往南越来越晚，因而以标期时间推断太谷的金融地位高于周边地区并不准确。
针对纪录片中提出的标期反映了市场营销过程中“资金拆借”这一观点，硕士研究生顾启明认为，标期作为一种集体结算制度，虽会在参与结算的金融机构之间产生“资金拆借”行为，但标期形成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赊购赊销，即商业信用的普遍化、经常化。长途贩运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十分普遍的，标期制度主体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弥补资金不足。在结算过程中也有借贷，但多发生在商业字号或商业字号与金融机构之间，更多表现为借贷而非拆借，是一种金融信用制度。同时，资金的拆借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金融术语，指的是发生在金融行业间的短期借款，在传统商业、金融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借贷是否能称作是拆借，还可再探讨。陈添翼博士认为，标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自发的过程，并不能具体说是由谁创造的。片中关于“标期制度由谁创造”的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片中出现的由彩帛行确定标期的表述也值得商榷。标期并非是按照某一行当确立的，就所见材料而言，一般标期依东口之标而确定，因所掌握史料的不同大家的看法有所差异。卫聚贤观点是以民国初年走访调查的材料所得，此时已是晋商衰落时期，与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运用晋商兴盛阶段的碑刻、信稿、契约等史料所呈现的图景是颇有不同的。
硕士研究生巩新玲也对“太谷标开标日期由彩帛行定制，曹家彩霞蔚决定的次数最多”的表述提出疑问。该说法最早来自于聂昌麟的《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其他史料中并未再看到过有类似说法，可信度有待证实。此外关于标期确定的问题，除了由曹家彩霞蔚决定次数最多这种说法外，还存在其他两种：一种由苏广庄与银钱业公选黄道吉日议定，后由各业公定；一种是太原标五日后为太谷标，太谷标五日后为太汾标，期间相隔日期为镖车运现所留的余地。相比之下，后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可能更高。
硕士研究生王彩红也认为太谷标意义并非如片中所言。据《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记载，晋商标期可以分为年标和季标，年标制度是针对中国南货和北货，以及俄国货物交易中的财务清理和银两的归现，以张家口的“大寅标”最为典型。季标是针对以东口西口为销售或中转中心，并以国内货物互贸中的财务清理和银两归现而言的。由此看来，标期的早晚不能证明其金融地位的高低。
（四）週行镜宝银相关问题。“週行镜宝”是太谷地区铸造的一种银锭，纪录片中详细论述了其成色最高、影响力最大，但颇有可商榷之处。博士研究生王治胜指出镜宝是白银货币的称谓问题，週行的週为周转的含义，是动词，週行白银是指一个地区主要流通之货币，并不是全部，且某一区域在使用白银时并不一定要将不同成色的银两全部熔铸为同一标准。从《清代新泰厚平码折》看，太谷一地週行银两主要是以镜宝银为主，亦有足纹银、松江银，这些都属于“纹银”序列，实际使用时以纹银为标准辨色、称量使用，只要大致规定达到某一标准即可。关于镜宝银成色及流通的问题，从《同治九年九月兴协韩读各处银色平码款式》看，“足纹银加无色宝每宝申色银五分，无色宝加竟宝每宝五分。” 镜宝银成色并不是最高的，足纹银成色大于无色宝银大于镜宝银。但是需要注意，镜宝银银锭表面出现了“週行”字样，无色宝银却没有出现，这一现象涉及到了称谓的使用问题。镜宝银也好、无色宝银也好，是对某一类银锭的特定称谓。“何为无色宝银？即祁太平介四县耳，以下外县为定干宝，与足纹银相似，等祁谷平在本邑用，即为竟宝。”镜宝的使用包括祁县、平遥等多地，至于是否镜宝最先出现于太谷，无从考证。祁县也週行镜宝银，有银炉进行铸造，平遥在清代中期也曾週行，换言之，镜宝银并不是太谷的专有白银货币。至于影响力，镜宝银并没有向更大范围扩展，也仅在晋中地区一代的不同时期週行，没有像“上海豆规银”“营口过炉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一样，成为某一区域的代表性“虚银两”，还停留在“实银两”层面。
三、太谷商人的经营方式问题
（一）联号制。太谷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各种制度的支持，主要表现在经营方式上。本次研讨会关于经营方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联号制、股俸制及营销方式等方面。《金太谷》纪录片中认为曹家的商号通过联号制的模式实现了财富快速积累，硕士研究生宋梦琪认为曹家所构建的商号网络更倾向于一种管理制度。曹家的经营模式应该是先设立账局，由账局负责出资设立商业字号，并且对其进行管理，不同的账局负责的区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曹家的商号都是相互配合，共同盈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商号可为东家直接设立，也可为有曹家参股的一商号对另一商号的入股；其二，所设立的商号性质可以不同，且其中存在着等级关系，大商号对小商号负责；其三，部分商号之间存在着入资、清算及分红等账目上的联系。
陈稼轩《实用商业辞典》认为“因出资之关系，使两个或两个以上之独立商号在业务上订互相联络之契约曰联号。此种组织之起源，由于资本家因欲减少危险，并增加信用。以其财产分别投资于数种事业或同种事业之数店，各该店会计完全独立，只于业务上互为联络，而在联号之各店，其股东未必完全同一，故并不含有本店及各店之意味。”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联号成立的前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号由至少一个相同的股东出资，在会计独立的基础上存在着业务往来。太谷曹家的商号中存在联号制，但主要表现在同一行业内，如从事曲绸贩卖的锦霞明、锦泰亨；主要经营放贷的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等。他们由曹家入资，在主营业务上有联系，且由于经营对象、经营业务的不同进行独立核算。联号制作为一种经营模式，主要是为了弥补商号自身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的不足，的确为曹家积累了大量财富。
统观整个曹家，商号数量多达六百余个，行业涉及数十种，各个商号之间不一定都存在业务上的关系，因而再以联号制全面概括其整体的商业网络便有失偏颇。资料中所提的由“账庄支商号，大号支小号”的模式更像是一种管理制度，如砺金德之于彩霞蔚，彩霞蔚之于瑞霞当，他们在业务上的关联较小，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且这种管理的依据并非业务，而是基于入资关系及所处地域。曹家乃至整个晋商实际上对伙计及商号的监督是比较多且严的，不仅要定期汇报经营状况、派专门人员进行巡视，还需建立起来严格的管理体系。
总而言之，统观曹家商号内部关系，联号制是必然存在的，但这种制度更多的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太谷曹家构建的商业网络总体看来更倾向于一种管理模式，其目的主要是在层层架构中实现对曹家各级、各处商号的监督与管理。
硕士研究生巩新玲认为纪录片中关于曹家的表述内容有所夸大，片中所言“曹家不仅资产雄厚，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许多的创新，比如实行联号制”，这样的表述给人以曹家创立联号制的认知，也就是说，联号制的起源还须进一步探讨。如果说成是由太谷曹家创立，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二）股俸制。硕士研究生黄家兴对股俸制的表述提出质疑。指出：纪录片中出现的“由伙计制发展而来的股俸制”的观点有待商榷。首先，此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维度的商业制度，虽然有所关联，其前后的发展也有所渊源，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至彼。其次，伙计制作为经营方式主要是一种选取、考察经营者的制度，呈现的是经营者——伙计的道德的养成及对经营者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规范与考察。而股俸制是一种筹措资本、未来分配收益的方式，共同出资、共担风险。伙计制与股俸制发生联系的地方在于劳动力的资本化，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营者的劳动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原有的所谓“伙计制”才会向合伙制——股俸制转化。
（三）太谷商人的具体营销方式。纪录片中说道：“针对蒙古牧民分散居住的特点，旅蒙商大盛魁发明‘驼队’加‘货房’的营销模式。”这说的是太谷商人比较具体的、在草原地区的商业营销方式，博士研究生赵公智结合个人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太谷商人在内地的具体营销方式则与此完全不同，如在太行山以东的直隶地区进行布匹、绸缎之类大宗商品的批发销售时，多会根据当地社会所呈现的具体情况以及特色的市场交易习惯采用灵活的销售方式——“赶会”。布商通过参加庙会将四川的夏布贩运到直隶诸如位伯、鄚州、辛集、南宫等地的庙会市场上。在将夏布出售之后，商号有时并不立刻向采买其货物的直隶商号收取现银，而是约定在一两个月后，到下一场举行庙会的地方收取上次庙会交易的货款；上一场庙会没有售清的商品，也会运到另外一地下个月举行的庙会上继续销出。纪录片特别还提到了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太谷商人制定并对市场行情产生影响。仍以布商为例，锦全昌、元生利、万聚恒是太谷夏布商号的主要代表，他们在直隶中南部地区的夏布市场份额中占有很重要的比例。太谷商人不经牙行作中介，直接与采购其夏布的字号进行价格协商。不仅如此，太谷商人在邻省的山东周村、河南许州、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等地都有其常年固定的销售店铺，在XX与山东之间的货物调拨也时有发生，故而太谷商号在确定销售价格时要考虑到其在京津和山东等地的整体经营状况，价格应是各个市场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谈不上某地市场价格是由太谷商人来决定的。不过，鉴于以太谷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在直隶地区的商贸中常被称为“西帮”，其经济力量与其他各商帮如 “豫帮”等相比，常常占有优势，在“赶会”时，于价格制定方面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视角与启发
在座师生还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表述。硕士研究生董亚飞认为，纪录片中传达出的面向大众的叙事方式值得思考。在学术研究中，不仅要保持学术的严谨，还要能向通俗化、普及化的方向延申，以达到向大众普及的目的。历史研究者可以挑选一些具有趣味性的知识点进行加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这种方式既能扩大团队学术研究的传播范围，也能让公众更准确地认识历史，如同《河西走廊》、《中国通史》这样的纪录片既可引起大众的注意也可提升历史学科、考古学科的社会关注热度。
硕士研究生高雪莹认为，纪录片很好的向大众讲述了太谷的历史发展历程，从商业及金融的角度带领大家回顾了太谷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但是从整体叙事来说，《金太谷》的叙述模式与其他很多纪录片有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寻找太谷更有特色之处，以更加专业的方式对太谷的历史进行讲述，扩大太谷的影响力。
硕士研究生陈韵冰认为，《金太谷》不仅着眼于商业与金融自身的发展，也讲述了给太谷社会生活上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饮食多样化、镖师汇集、武术兴盛等。除此之外，商业的发展也对太谷地区的教育行业产生了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多为晋商家族内部的家庭教育，而忽略了社会教育。“山西社会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状构造的社会”这一点在社会史中仍然适用。
总结
经过接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各位同学在认真观看纪录片后，均立足于自己的视角，指出且分析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宣传角度来看，该纪录片成功向观众普及了太谷辉煌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该纪录片也唤起了我们对于目前的研究进行反思，重新反思晋商的影响及意义在研究中是否被无意识放大，如何对其定位更加恰当，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术研究时无法绕开的难题。总体来说，《金太谷》纪录片虽在叙述某些问题时有所欠缺，但瑕不掩瑜，是一部高质量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为大众传播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作了有益的探索。
2022年X月XX日晚七点，XX大学商业金融史读书班如期举办。此次读书班以研讨会的形式，对《金太谷》纪录片中与明清商业金融史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邯郸学院地方文化研究院陈XX博士、XX大学宋史研究中心部分硕博士研究生也参加了本次研讨。
《金太谷》纪录片由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与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讲述了明清及民国时期山西的商业重镇——太谷的兴盛。其内容包括太谷的崛起历程、商业与金融的发展及对晋中社会产生的影响。该纪录片共分上下两集，内容丰富、全面细致，通过口述讲解、图像素材及视频拍摄等形式进行展示，为观众呈现出了太谷在明清及民国时期商业繁荣、金融鼎盛的状况，展现出了明清太谷独一无二的风采。《金太谷》纪录片不仅在内容上精益求精，在制作过程中更是匠心独具，力求为大家解开太谷的神秘面纱，其用心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专家阵容豪华。太谷地区的历史悠久，经济地位特殊，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具有独特的特征，难凭一家之言述其全貌。为克服这一难题，制作方不仅邀请了在晋商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多位专家学者，还邀请了众多民间技艺传承人，既增添了学术气息，又拓宽了观众视野，呈现出全面、有深度的太谷商人、商业及各类制度的发展运行情况。
第二，史料运用丰富。专家学者的不断发掘和民间收藏家的悉心珍藏为太谷地区保存下了丰富的史料。纪录片将明清民国时期留存下的商人信稿、账簿、商业课本、民间碑刻等资料巧妙的与所要讲述的内容相结合，由细节刻画出太谷繁荣生动的社会画卷。
第三，拍摄技术高超。影片中出现的太谷形象全面而深刻，即使昔日的太谷已被现代生活所掩埋，但是摄制组通过高超的拍摄技巧重现了其往日的繁华与鼎盛。观众透过现代化城市中的历史遗存仿佛看到了历史长河中的“金太谷”，由点及面、古今结合，打破了时间的阻隔，带领观众沉浸式地体验了太谷的前世今生。
总体而言，《金太谷》通过介绍典型的商业家族、字号、技艺、制度等内容展现了太谷悠久的商业金融历史，凸显了太谷在山西省内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在宣传太谷历史的同时，该纪录片也蕴含了学术意义，为学术研究与大众传播建立了一座桥梁。
在这一基础上，商业金融史读书班立足史学视野，结合近年来解读晋商契约文书、学习社会经济史的心得，共同对《金太谷》纪录片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与商业金融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里主要就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商榷与补充，分别为太谷商人的兴起及其定位、太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业、太谷商人的经营方式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讨论，这是从《金太谷》纪录片中学习新知，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讲好晋商及明清商业金融史故事、并向公众准确地宣讲这些故事的结果。
一、太谷商人的兴起及其定位
（一）“金太谷”的学理意义。本次讨论会首先聚焦于“金太谷”这一称谓问题。博士研究生王治胜结合“金太谷，银祁县，不愁吃穿的榆次县”发现，有关“金太谷”的民谣谚语众多，除片中所引用的外，还有“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金太谷，银祁县，榆次吃不完的米和面，小买卖的平遥县”、“金太谷，银祁县，恓惶死的平遥县”、“金太谷、银祁县，拉不完的平遥城”等，并由此对“金太谷”这一称号在学理上是否成立提出疑问。许多地方学者与晋商专家通常认为，“金太谷”一词是对太谷在晋中乃至山西商业金融史上地位的一种肯定，多从太谷与晋中周围各县的比较中突出“金”这一特点。上述民谣的内容其实也是对祁县、太谷、平遥这三个县域的商业及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一个比较，即太谷优于祁县与平遥，“金太谷”名声的获得在赞誉了太谷的同时，也“贬低”了祁县、平遥等其他晋中商镇。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民谣说法是否是历史上太谷的真实写照？太谷是否在晋中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地位？还有许多问题均有待商榷。此外该同学还对这种独特史料——民谣的使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启发同学们应当更加注重其中反映出的晋中一带商业金融繁荣的整体表现，而非进行价值判断，并借此重新思考山西各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地位。
硕士研究生黄家兴对“金太谷”的地位也提出质疑。他提出不同地区、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大众视野都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大众视野下的晋商”这一范围难以把控。晋商被世人所熟知的更多集中在山西票号与茶叶贸易，山西票号主要集中在平遥，茶叶之路的叙事又主要围绕祁县展开。此外，平遥、祁县等古城也为平遥影响力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乔家大院》等电视剧的爆火也让祁县进入了大众视野，相比之下太谷所受关注着实有限，所以“金太谷”的提出与观众印象中的太谷是有偏差的。
硕士研究生张晓永就“民谣”传说可信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晋商史料中，无论是传说和民谣很多都经过了艺术性的加工，对所叙述的对象既有基于事实的描述，也有夸大成分的存在。例如山西著名商业家族太谷曹氏与榆次常氏的起家故事中都带有传说色彩：两家先祖于机缘巧合下购买凶宅，并在其中挖到金银财宝，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大量资金。将这些传说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以看出，曹氏与常氏商业规模都很大，但其发迹史目前没有资料可供研究，很多故事都是在后世流传的过程中经过了艺术化的处理，用以凸显家族实力的雄厚。“金太谷”这一形容应该也有可能是太谷人在其自身商业水平有所发展的情况下，通过艺术加工得到的，其可信程度值得推敲。这启发大家在引用民谣、传说时要慎之又慎，需要明确其背景及论域，即要考察其是否具有学理性，如果作为学术概念使用，则一定要加以逻辑清晰的界定。
（二）关于太谷的崛起问题。纪录片于上部提到“明初，为防北元南犯，设立九边重镇，实施纳粮中盐，太谷人得乘商机，捷足先登。明隆庆四年，明廷和蒙古鞑靼建立封贡关系，提供了北方边贸的契机，太谷商人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已有的资金积累，赢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关于太谷商人是否自明代就得到了较大发展、并且与开中制有着密切关系这一观点，与会同学均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太谷商人是明清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将其放置于从小商业发展而来的晋中商人群体中讨论。兴起于明初且与开中制密切相关的主要还是平阳、泽潞商人，即晋南商人，包含太谷商人在内的晋中商人应是在明末清初社会经济普遍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崛起的。与明代开中制并无那么深刻的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开中制并不能成为所有山西各地域商人兴起的“灵丹妙药”。而且，如果说要全面正确认识山西商人兴起的整体背景，必须考虑全国范围内生产力、商品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长途贩运贸易的兴盛，以及商业资本积累、货币金融的进步等因素，这才是专业化商人集团出现的根基，也即商帮形成的原因。实际上就算是明代平阳、泽潞商人也不止进行盐与粮草的贩运，至少毛皮、布匹、绸缎、粮食贩运，典当业、钱铺业的经营等也极为兴盛，这与徽商、江右商人的兴起及初步发展并无二致。
（三）关于太谷的“中心”地位问题。由太谷崛起和“金太谷”称谓引申出来的讨论还涉及太谷是否是“中心”这一问题。纪录片中曾借用商会的设立以证明太谷的地位在省内独树一帜。博士研究生王治胜对该问题进行考证后认为其说法存在偏差。山西总商会的创立时间并无确切记载，且现有研究存有矛盾之处。民国《太谷县志》卷四《生业》记载：“清光绪三十年由农工商部奏定商会章程，饬令各省通行照办，山西总商会设于太谷”，但是，农工商部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且天津商会档案记载全国已成立的34家商务总会并无山西商会。（《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第301页），因此山西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的说法并不可信。除山西省总商会外，山西省另有太原商务总会。因此，虽然山西总商会曾在太谷设立，但从设立目的、存续时间以及其他商会的存在等方面难以证明太谷可作为山西省的金融中心，并且从近代化的角度看，太原的近代工业发展水平明显要优于其他山西市镇，因此其经济地位较太谷地区相比应更有所优势。再次，太谷在民国时期还有所谓“东方华尔街”之民间称谓，这一点纪录片中虽未表述，但这个称谓似乎比“金太谷”更能直接表述太谷的金融地位，当然，与“金太谷”一样，“东方华尔街”的学理意义也存在争议，且“金太谷”的“金”不一定强调的是金融，因此太谷地区的“中心”地位还有待进一步商榷。2020级硕士研究生张悦则认为就整个山西地方而言，太谷商业比较繁荣，但同时期的平遥、榆次等地区经济实力也不弱，现有研究很少进行对比分析，因而要明确太谷在何种背景下才可作为山西省商业金融中心，从中还引申出另一问题，既然说太谷是商业金融中心，那么在商业金融方面可与之匹敌的祁县、平遥以及稍后的榆次又该如何称呼，这些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四）“太谷商人商业”与整体“山西商人商业”。作为山西商人的一部分，太谷商人的发展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故而在阐释太谷的具体问题时要注意是否可与整体的山西商人混为一谈。硕士研究生巩新玲认为片中对太谷商人与山西商人的某些概念产生了混淆，以开中法为例，纪录片中所言晋商是以开中法起家，忽略了太谷商人的独特性。陈添翼博士对此提出相同看法，认为片中引用的资料多来自于山西商人整体与票号行业，有关太谷的相关概念实际上也挪用了晋商整体的概念。此外，片中涉及到太谷股俸制的内容，对其描述主要来源于晋商股俸制，似乎并不能感受到太谷股俸制有独立于晋商股俸制的特点。
二、太谷地区的商业与金融业
（一）药业。《商业的繁荣》中对太谷具有代表性的行当进行了介绍，与会人员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对太谷的特色工商业中某些行当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分析与补充，其中最有特色的是药业，即中䓍药贩卖及中成药制造。博士研究生刘新龙以“广帮药商”的概念界定及对广帮药业的多方面考察对太谷药业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广帮”这一说法出现于洋广药材经营的过程中。人们习惯把从广东方向运来的药材称为广药。清末民国的社会调查当中就出现了山西“广帮”的称谓，如1920年直隶实业厅调查安国药市的时候，就有“山西帮之卖广药者，便为广帮”的描述。《益世报》、《广誉远药厂史》中也有相应的描写。从现有材料统计来看，大部分广帮驻地位于太谷，只有少数几家在平遥。太谷药商主要由分号负责具体的经营管理，如祁州、禹州分号决定采购清单，广州、香港分号负责采办，青岛、济南分号负责转运，祁州、禹州分号负责销售。设于太谷的总号作用主要有三：一是集中结算资金，二是管理号内员工，三是调整经营战略，故而太谷对药业的发展影响重大。此外，片中所言广药是由香港、广州贩卖到太谷，没有涉及广帮药商市场的全国性，实际上广帮的市场分为两层，一个是全国性的，一个是地方性的，因此该片关于药商市场的表述也较为片面。
（二）太谷的金融业。纪录片认为太谷是山西的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太谷金融机构众多，还有一点重要原因即为太谷标。标期制度是晋商重要的结算制度。纪录片中认为太谷标开标日期早于太汾标（即太原府下祁县、榆次和汾州府下平遥、介休等地所用之标），故而太谷金融实力最强。在金融业方面，山西票号作为晋商的金字招牌享誉全国，《金太谷》中也对志成信、锦生润等票号进行了简略介绍，但并未全面展现出太谷金融业的真实风貌。陈添翼博士认为，从材料的使用角度来看，该纪录片较以往而言使用材料的范围有所扩大，但对新发现的材料使用仍然很少，且并未从中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片中还有所谓“大商号都兼营汇兑”的说法，认为其体现商业与金融业相携共生，这一点虽然也反映了部分真实情况，但更要注意的是：至清代以后，汇兑逐渐从商业字号中分离出来，并逐步由专业化汇兑机构——票号来经营，这是经济发展更高级别的表现。除票号之外，太谷其他金融机构的数量也相对较多，如钱庄、银号等，其中最为出名的是银炉。银炉是鉴别成色并熔铸白银的金融机构，直到民国年间，太谷所存银炉数量还十分可观。在座师生认为虽然票号目前的研究更加炙手可热，但是在叙述金融水平时不可忽视其他机构的地位及作用，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是钱庄、当铺、银炉等各个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结果。
硕士研究生徐嘉晨认为该篇文章中也提到了商业和金融二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概念，其表现是商业发展对金融产生需求，金融的出现又促进商业的发展。虽然这一说法是目前大家普遍认同的，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全部如此，纪录片中应当出现一些具体材料来印证这一点。
（三）“太谷标”及其意义。针对纪录片中提到的太谷标时间最早的说法，博士研究生王治胜对北方不同地区的标期时间进行了整理，包含赤峰、多伦、张家口、归化、包头等地，由此可看出各地标期时间并不唯一，多者一年内共有六个标期。太谷独成一标应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与经济实力也有关联，但并不密切。太谷标期的时间在东口、榆次之后，无法证明其独树一帜的地位。针对这一问题，2020级硕士研究生宋梦琪认为晋商的标期制度是指各商号之间通过约定固定的时间地点以解决债务清偿的结算制度。纪录片中以太谷县独占一标，且时间早于太汾标，并通过早晚判断太谷市场实力大、资金雄厚程度及话语权和声望高于其他地区的观点有失偏颇。从具体的标期结算时间来看，东口最早，西口较之迟二十余日，之后为太原标，太原标后五日为太谷标，此后为太汾标，这或许与所处地域有所关联。受草原贸易的完成及现银运送需求的影响，结算日期自北往南越来越晚，因而以标期时间推断太谷的金融地位高于周边地区并不准确。
针对纪录片中提出的标期反映了市场营销过程中“资金拆借”这一观点，硕士研究生顾启明认为，标期作为一种集体结算制度，虽会在参与结算的金融机构之间产生“资金拆借”行为，但标期形成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赊购赊销，即商业信用的普遍化、经常化。长途贩运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十分普遍的，标期制度主体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弥补资金不足。在结算过程中也有借贷，但多发生在商业字号或商业字号与金融机构之间，更多表现为借贷而非拆借，是一种金融信用制度。同时，资金的拆借本身就是现代化的金融术语，指的是发生在金融行业间的短期借款，在传统商业、金融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借贷是否能称作是拆借，还可再探讨。陈添翼博士认为，标期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自发的过程，并不能具体说是由谁创造的。片中关于“标期制度由谁创造”的说法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外，片中出现的由彩帛行确定标期的表述也值得商榷。标期并非是按照某一行当确立的，就所见材料而言，一般标期依东口之标而确定，因所掌握史料的不同大家的看法有所差异。卫聚贤观点是以民国初年走访调查的材料所得，此时已是晋商衰落时期，与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运用晋商兴盛阶段的碑刻、信稿、契约等史料所呈现的图景是颇有不同的。
硕士研究生巩新玲也对“太谷标开标日期由彩帛行定制，曹家彩霞蔚决定的次数最多”的表述提出疑问。该说法最早来自于聂昌麟的《太谷曹家商业资本兴衰记》，其他史料中并未再看到过有类似说法，可信度有待证实。此外关于标期确定的问题，除了由曹家彩霞蔚决定次数最多这种说法外，还存在其他两种：一种由苏广庄与银钱业公选黄道吉日议定，后由各业公定；一种是太原标五日后为太谷标，太谷标五日后为太汾标，期间相隔日期为镖车运现所留的余地。相比之下，后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可能更高。
硕士研究生王彩红也认为太谷标意义并非如片中所言。据《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记载，晋商标期可以分为年标和季标，年标制度是针对中国南货和北货，以及俄国货物交易中的财务清理和银两的归现，以张家口的“大寅标”最为典型。季标是针对以东口西口为销售或中转中心，并以国内货物互贸中的财务清理和银两归现而言的。由此看来，标期的早晚不能证明其金融地位的高低。
（四）週行镜宝银相关问题。“週行镜宝”是太谷地区铸造的一种银锭，纪录片中详细论述了其成色最高、影响力最大，但颇有可商榷之处。博士研究生王治胜指出镜宝是白银货币的称谓问题，週行的週为周转的含义，是动词，週行白银是指一个地区主要流通之货币，并不是全部，且某一区域在使用白银时并不一定要将不同成色的银两全部熔铸为同一标准。从《清代新泰厚平码折》看，太谷一地週行银两主要是以镜宝银为主，亦有足纹银、松江银，这些都属于“纹银”序列，实际使用时以纹银为标准辨色、称量使用，只要大致规定达到某一标准即可。关于镜宝银成色及流通的问题，从《同治九年九月兴协韩读各处银色平码款式》看，“足纹银加无色宝每宝申色银五分，无色宝加竟宝每宝五分。” 镜宝银成色并不是最高的，足纹银成色大于无色宝银大于镜宝银。但是需要注意，镜宝银银锭表面出现了“週行”字样，无色宝银却没有出现，这一现象涉及到了称谓的使用问题。镜宝银也好、无色宝银也好，是对某一类银锭的特定称谓。“何为无色宝银？即祁太平介四县耳，以下外县为定干宝，与足纹银相似，等祁谷平在本邑用，即为竟宝。”镜宝的使用包括祁县、平遥等多地，至于是否镜宝最先出现于太谷，无从考证。祁县也週行镜宝银，有银炉进行铸造，平遥在清代中期也曾週行，换言之，镜宝银并不是太谷的专有白银货币。至于影响力，镜宝银并没有向更大范围扩展，也仅在晋中地区一代的不同时期週行，没有像“上海豆规银”“营口过炉银”“天津行化银”、“汉口洋例银”一样，成为某一区域的代表性“虚银两”，还停留在“实银两”层面。
三、太谷商人的经营方式问题
（一）联号制。太谷商业的繁荣离不开各种制度的支持，主要表现在经营方式上。本次研讨会关于经营方式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联号制、股俸制及营销方式等方面。《金太谷》纪录片中认为曹家的商号通过联号制的模式实现了财富快速积累，硕士研究生宋梦琪认为曹家所构建的商号网络更倾向于一种管理制度。曹家的经营模式应该是先设立账局，由账局负责出资设立商业字号，并且对其进行管理，不同的账局负责的区域有所不同。总体来看，曹家的商号都是相互配合，共同盈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商号可为东家直接设立，也可为有曹家参股的一商号对另一商号的入股；其二，所设立的商号性质可以不同，且其中存在着等级关系，大商号对小商号负责；其三，部分商号之间存在着入资、清算及分红等账目上的联系。
陈稼轩《实用商业辞典》认为“因出资之关系，使两个或两个以上之独立商号在业务上订互相联络之契约曰联号。此种组织之起源，由于资本家因欲减少危险，并增加信用。以其财产分别投资于数种事业或同种事业之数店，各该店会计完全独立，只于业务上互为联络，而在联号之各店，其股东未必完全同一，故并不含有本店及各店之意味。”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联号成立的前提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商号由至少一个相同的股东出资，在会计独立的基础上存在着业务往来。太谷曹家的商号中存在联号制，但主要表现在同一行业内，如从事曲绸贩卖的锦霞明、锦泰亨；主要经营放贷的砺金德、用通五、三晋川等。他们由曹家入资，在主营业务上有联系，且由于经营对象、经营业务的不同进行独立核算。联号制作为一种经营模式，主要是为了弥补商号自身在开展业务过程中的不足，的确为曹家积累了大量财富。
统观整个曹家，商号数量多达六百余个，行业涉及数十种，各个商号之间不一定都存在业务上的关系，因而再以联号制全面概括其整体的商业网络便有失偏颇。资料中所提的由“账庄支商号，大号支小号”的模式更像是一种管理制度，如砺金德之于彩霞蔚，彩霞蔚之于瑞霞当，他们在业务上的关联较小，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且这种管理的依据并非业务，而是基于入资关系及所处地域。曹家乃至整个晋商实际上对伙计及商号的监督是比较多且严的，不仅要定期汇报经营状况、派专门人员进行巡视，还需建立起来严格的管理体系。
总而言之，统观曹家商号内部关系，联号制是必然存在的，但这种制度更多的存在于同一行业内部，太谷曹家构建的商业网络总体看来更倾向于一种管理模式，其目的主要是在层层架构中实现对曹家各级、各处商号的监督与管理。
硕士研究生巩新玲认为纪录片中关于曹家的表述内容有所夸大，片中所言“曹家不仅资产雄厚，在经营管理上也有许多的创新，比如实行联号制”，这样的表述给人以曹家创立联号制的认知，也就是说，联号制的起源还须进一步探讨。如果说成是由太谷曹家创立，显然是根据不足的。
（二）股俸制。硕士研究生黄家兴对股俸制的表述提出质疑。指出：纪录片中出现的“由伙计制发展而来的股俸制”的观点有待商榷。首先，此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维度的商业制度，虽然有所关联，其前后的发展也有所渊源，但并不能简单地由此至彼。其次，伙计制作为经营方式主要是一种选取、考察经营者的制度，呈现的是经营者——伙计的道德的养成及对经营者的一种道德品质的规范与考察。而股俸制是一种筹措资本、未来分配收益的方式，共同出资、共担风险。伙计制与股俸制发生联系的地方在于劳动力的资本化，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营者的劳动力资本参与利润分配，原有的所谓“伙计制”才会向合伙制——股俸制转化。
（三）太谷商人的具体营销方式。纪录片中说道：“针对蒙古牧民分散居住的特点，旅蒙商大盛魁发明‘驼队’加‘货房’的营销模式。”这说的是太谷商人比较具体的、在草原地区的商业营销方式，博士研究生赵公智结合个人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指出：太谷商人在内地的具体营销方式则与此完全不同，如在太行山以东的直隶地区进行布匹、绸缎之类大宗商品的批发销售时，多会根据当地社会所呈现的具体情况以及特色的市场交易习惯采用灵活的销售方式——“赶会”。布商通过参加庙会将四川的夏布贩运到直隶诸如位伯、鄚州、辛集、南宫等地的庙会市场上。在将夏布出售之后，商号有时并不立刻向采买其货物的直隶商号收取现银，而是约定在一两个月后，到下一场举行庙会的地方收取上次庙会交易的货款；上一场庙会没有售清的商品，也会运到另外一地下个月举行的庙会上继续销出。纪录片特别还提到了部分商品的价格由太谷商人制定并对市场行情产生影响。仍以布商为例，锦全昌、元生利、万聚恒是太谷夏布商号的主要代表，他们在直隶中南部地区的夏布市场份额中占有很重要的比例。太谷商人不经牙行作中介，直接与采购其夏布的字号进行价格协商。不仅如此，太谷商人在邻省的山东周村、河南许州、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等地都有其常年固定的销售店铺，在XX与山东之间的货物调拨也时有发生，故而太谷商号在确定销售价格时要考虑到其在京津和山东等地的整体经营状况，价格应是各个市场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谈不上某地市场价格是由太谷商人来决定的。不过，鉴于以太谷为代表的山西商人，在直隶地区的商贸中常被称为“西帮”，其经济力量与其他各商帮如 “豫帮”等相比，常常占有优势，在“赶会”时，于价格制定方面也会有更多的话语权，这点是值得肯定的。
四、视角与启发
在座师生还对其他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表述。硕士研究生董亚飞认为，纪录片中传达出的面向大众的叙事方式值得思考。在学术研究中，不仅要保持学术的严谨，还要能向通俗化、普及化的方向延申，以达到向大众普及的目的。历史研究者可以挑选一些具有趣味性的知识点进行加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传播，这种方式既能扩大团队学术研究的传播范围，也能让公众更准确地认识历史，如同《河西走廊》、《中国通史》这样的纪录片既可引起大众的注意也可提升历史学科、考古学科的社会关注热度。
硕士研究生高雪莹认为，纪录片很好的向大众讲述了太谷的历史发展历程，从商业及金融的角度带领大家回顾了太谷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但是从整体叙事来说，《金太谷》的叙述模式与其他很多纪录片有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寻找太谷更有特色之处，以更加专业的方式对太谷的历史进行讲述，扩大太谷的影响力。
硕士研究生陈韵冰认为，《金太谷》不仅着眼于商业与金融自身的发展，也讲述了给太谷社会生活上带来的一些变化，比如饮食多样化、镖师汇集、武术兴盛等。除此之外，商业的发展也对太谷地区的教育行业产生了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多为晋商家族内部的家庭教育，而忽略了社会教育。“山西社会是一种多重身份地位和角色交叉的网状构造的社会”这一点在社会史中仍然适用。
总结
经过接近三个小时的激烈讨论，本次研讨会圆满结束。各位同学在认真观看纪录片后，均立足于自己的视角，指出且分析了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从宣传角度来看，该纪录片成功向观众普及了太谷辉煌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来讲，该纪录片也唤起了我们对于目前的研究进行反思，重新反思晋商的影响及意义在研究中是否被无意识放大，如何对其定位更加恰当，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术研究时无法绕开的难题。总体来说，《金太谷》纪录片虽在叙述某些问题时有所欠缺，但瑕不掩瑜，是一部高质量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为大众传播与历史研究相结合作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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