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专访( 传记)怎么写?附人物专访范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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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
由于兰考面临严峻的形势,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就想从别的地方调得力干部到蘭考工作。据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有问题,工作有私心,带班子也不够好,就想把他换掉。他们就找了一些人,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有的一听说去兰考,就想尽办法去推脱,根本不去赴任,谁都知道,灾区栽干部。后来张申书记又考虑了一个同志,还找他谈了话,当时这个同志也没什么反应,可是当听到要去的地方是兰考时,一下子就精神失控,跑到厕所里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张申书记非常焦虑,兰考的情况越来越紧急,而领导干部都打起退堂鼓,这可怎么是好?最终他想到了我父亲。张申书记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在尉氏的时候,他是尉氏的县委书记兼县长,而我父亲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于是在1962年底,他就找到了父亲,代表组织和他谈话。谈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父亲兰考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是最困难的一个县,如果他要去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他根本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于是就这么定下来让他到兰考。
这之间还有一个事情。当时张申书记想的是派我父亲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父亲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赴任的,对此他也从来没有一点不满。
前两年我见张申伯伯的时候,他虽然年近百岁,但干干净净,思维清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喊着我“宝宝”——他一直都是这么喊我的。他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现在。”
本来组织上是让父亲先回尉氏做一下工作交接,然后那边再开介绍信,再给他安排到兰考赴任。可是他直接就把介绍信开了,悄悄地一个人就来到了兰考,那一天是12月6日,当时的人事干事蔡生茂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去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拿着一个布兜,带着钢笔、笔记本,还有那件穿了10多年的黑大衣就出发了。后来母亲还对我大姐说:“爸爸调动工作了,去了兰考。”而大姐根本不知道兰考在哪里。多年后,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侯永胜采访了蔡生茂,在他笔下,父亲报到那天的情景得以还原: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砂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答。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简单问过情况,蔡生茂赶紧招呼焦裕禄坐下。
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焦裕禄去了餐厅。
因为兰考县委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只身赴任的情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作为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悄没声息地上任,只拿着一封介绍信,这种心态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体会吧。
在表现父亲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通讯,都有火车站这个背景,这次也是如此。雷中江老人对此记忆深刻,事实上当时的火车站候车室挤的满满都是逃荒灾民,他们横躺着,歪坐着,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父亲和他的同事走到灾民面前,逐个询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灾民都说“三害”让他们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只能外出要饭。父亲心情很沉重,对同去的领导干部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去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兰考县的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从火车站回去以后父亲连夜召集开会,他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有决心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父亲还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他经常鼓动大家说:“兰考这块热土是先烈们用热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吗?现在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不要辜负了先烈,辜负了人民。”由于一连串的教育工作,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信心也增强了,革命干劲空前高涨。那段时间,到困难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灾情最重的生产队去,成了全县各级干部的行动口号。
由于兰考外出逃荒要饭的实在太多,当时兰考的干部认为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黑,说明他们的工作不得力。于是他们就采取强硬措施,阻止灾民外流,成立了劝阻办公室,这也是兰考独特的产物,劝阻办公室的人员每天都到县城的街道上、车站劝阻灾民。一方面是灾害深重没有收成,又找不到治灾的办法;另一方面是将灾民死死地困在家中,生生断了他们一条活路,这种办法并不长久。父亲到兰考以后,了解了情况,认为灾民不能堵,不让人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应该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有计划地到外地搞生产。
据救灾办公室资料显示,1963年7月人口外流12000人,还有增长趋势。父亲针对这些情况召开县委会,他说:“制止人口外流也要加强思想教育,分析形势,认识外流的危害性,单靠发粮食,物资刺激是不行的,只有从多方面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扩大就业门路,大搞多种经营才是最好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阻止人口外流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父亲到兰考赴任刚三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次严峻考验。1963年3月,兰考灾情严重,农业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群众生活困顿不已。上级没有有效措施,省委特别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着一行人到兰考调研。这样的事本来应该是雪中送炭,可是看着带来的那些人,兰考的干部们有些迷惑不解,因为除了省委的人外,还有开封、杞县、民权、东明四个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上,何伟书记先是铺垫:兰考是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盐碱、内涝把兰考折腾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解放十几年了面貌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前灾情又那么重,应该怎么办?
他点我父亲的名字,说你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何伟书记就交了底,他说:“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请过来,是想给你们增加点负担,省里想把兰考一分为四,你们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的问题就会好些。”
兰考县的领导一下傻眼了。何伟书记表态以后,其他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也纷纷表态:愿意接受兰考,请组织放心。
父亲和县长张钦礼商量了一下,就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瓜分兰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兰考一直是合并的趋势,这些年兰考出现的灾情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不是兰考人民没本事。
张钦礼表示:“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改变不了兰考的面貌,达不到这个目标,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自动辞职,解甲归田。”最后父亲表态:“三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样说了之后,他身边的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开玩笑说:“老焦呀,老张呀,我不是拔你俩的气门芯,三年时间要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县的帽子,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父亲和县长当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给兄弟县。”
在此后的调研中,父亲帶着县领导班子陪着何伟书记一路走一路看,何书记也对兰考战胜“三害”有了信心,还表示“你们决心要这样大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需要省委帮助解决尽管实话实说”。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汇报了:“我们封闭沙丘,翻淤压沙,挖河排涝,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需要物资,请求省里给我们支援40万。”
何伟书记也很干脆:“我给你们向上级汇报,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我押袜子、卖鞋、当裤子也给你们凑够。”
至此,这一番考验,由父亲带领着县委班子的坚决表态而过关。重要的是这40万元很快就拨到了兰考。父亲就开会讨论,先拿20万元购买架子车、铁锨等劳动工具,补充到各个生产队,再拿出20万元购买代食品用于以工代赈,安排群众生活。会后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带领从县救灾办、供销社、土产公司等单位抽调的精干人员,奔赴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购买粉渣、粉条、苜蓿片、菱角等代食品。这些代食品对于兰考人民的生活起了重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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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兰考面临严峻的形势,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就想从别的地方调得力干部到蘭考工作。据当时的地委书记张申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当年的兰考县委书记有问题,工作有私心,带班子也不够好,就想把他换掉。他们就找了一些人,选来选去没有合适的,有的一听说去兰考,就想尽办法去推脱,根本不去赴任,谁都知道,灾区栽干部。后来张申书记又考虑了一个同志,还找他谈了话,当时这个同志也没什么反应,可是当听到要去的地方是兰考时,一下子就精神失控,跑到厕所里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张申书记非常焦虑,兰考的情况越来越紧急,而领导干部都打起退堂鼓,这可怎么是好?最终他想到了我父亲。张申书记和我父亲是老相识了,1948年在尉氏的时候,他是尉氏的县委书记兼县长,而我父亲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对我父亲的品德、能力特别了解,知道他是有胆识不怕苦、不怕困难的人。于是在1962年底,他就找到了父亲,代表组织和他谈话。谈的时候他就明确告诉我父亲兰考的形势是非常的严峻,是最困难的一个县,如果他要去的话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当时父亲的肝炎已经很厉害了,如果他要以这个为借口,组织也绝不会难为他。可是他根本二话没说,当即表态:“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绝不离开那里。”于是就这么定下来让他到兰考。
这之间还有一个事情。当时张申书记想的是派我父亲到兰考当县委书记,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父亲是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赴任的,对此他也从来没有一点不满。
前两年我见张申伯伯的时候,他虽然年近百岁,但干干净净,思维清晰,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喊着我“宝宝”——他一直都是这么喊我的。他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好事,给党培养了一个好干部;也做了一件坏事,不知道你爸爸有病,把他派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要不然他也可能活到现在。”
本来组织上是让父亲先回尉氏做一下工作交接,然后那边再开介绍信,再给他安排到兰考赴任。可是他直接就把介绍信开了,悄悄地一个人就来到了兰考,那一天是12月6日,当时的人事干事蔡生茂对此事记得非常清楚。父亲去的时候,他很认真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拿着一个布兜,带着钢笔、笔记本,还有那件穿了10多年的黑大衣就出发了。后来母亲还对我大姐说:“爸爸调动工作了,去了兰考。”而大姐根本不知道兰考在哪里。多年后,兰考县委宣传部的侯永胜采访了蔡生茂,在他笔下,父亲报到那天的情景得以还原:
1962年12月6日,夜幕即将降临的兰考寒风凛冽,城北沙丘上扬起的流沙顺风而走,弥漫空中,砂砾摩擦出的响声遮住了城里傍晚的喧闹。
县委组织部办公室里,里屋的炉火烧得正旺,蓝色的火苗忽左忽右,驱走了房间里的一些寒气。赵文选、李运祥两位同志正围坐在炉火旁吃饭,外屋的办公桌旁,组织干事蔡生茂刚刚端起饭碗。
“咚,咚……”
敲门声处,一位头戴火车头帽,身穿黑色棉大衣,手提一个小布兜的同志进到屋里,朝着蔡生茂走来。
以为是外调的干部办理手续,蔡生茂并没有起身。而是按照豫东人的习惯,打了声招呼。
“有啥事?过来吧!”“你吃饭了没有?在这里吃吧!”
“你吃吧!”那位同志答。
站定后,他从提兜里拿出一份介绍信,递了过去。
蔡生茂推开饭碗,拿起介绍信细看,上写:“中共兰考县委组织部: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任第二书记,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您是焦裕禄同志?”
“我是焦裕禄。”
“坐吧!坐吧!”
简单问过情况,蔡生茂赶紧招呼焦裕禄坐下。
随后,边喊李运祥的名字边走进里屋。
李运祥看了介绍信问:“应该怎么办?”
李运祥是部长秘书,想了一下说:“你去给赵玉岭部长汇报吧!”
蔡生茂倒了杯热水,端给焦裕禄,就去了县委餐厅。
正在吃饭的县委组织部部长赵玉岭听了汇报,又仔细看了看介绍信,不解地说:“地委怎么也没有给咱打个招呼?”
放下饭碗,赵玉岭就和蔡生茂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办公室。
“焦裕禄同志,欢迎您!”
寒暄之后,赵玉岭就陪焦裕禄去了餐厅。
因为兰考县委的条件有限,焦裕禄又是突然来报到,在赵玉岭陪同焦裕禄吃饭的同时,他安排组织部办公室值班的三位同志去收拾县委的接待室,给焦裕禄准备住处。
据年近九旬的蔡生茂介绍,县委接待室平时用于到县委开展工作的同志临时居住,里面有七八张床,他们先把多余的床摞起来,用两张床拼在一起,铺好了被褥,准备了一个煤炉,焦裕禄当晚就住在那里了。
“事实上,在焦书记的家属没有搬到县委之前,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蔡生茂说。
多少年过去了,父亲只身赴任的情形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作为县委副书记,一个人悄没声息地上任,只拿着一封介绍信,这种心态或许只有那些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能体会吧。
在表现父亲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通讯,都有火车站这个背景,这次也是如此。雷中江老人对此记忆深刻,事实上当时的火车站候车室挤的满满都是逃荒灾民,他们横躺着,歪坐着,有气无力,无精打采。父亲和他的同事走到灾民面前,逐个询问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灾民都说“三害”让他们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只能外出要饭。父亲心情很沉重,对同去的领导干部说:“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去的,这不能怪他们,责任在我们身上,党把兰考县的36万人民交给了我们,我们没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从火车站回去以后父亲连夜召集开会,他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希望大家牢记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有决心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父亲还组织县委一班人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文章。他经常鼓动大家说:“兰考这块热土是先烈们用热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在这里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战胜自然灾害吗?现在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我们不要辜负了先烈,辜负了人民。”由于一连串的教育工作,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信心也增强了,革命干劲空前高涨。那段时间,到困难的地方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灾情最重的生产队去,成了全县各级干部的行动口号。
由于兰考外出逃荒要饭的实在太多,当时兰考的干部认为这给他们的脸上抹了黑,说明他们的工作不得力。于是他们就采取强硬措施,阻止灾民外流,成立了劝阻办公室,这也是兰考独特的产物,劝阻办公室的人员每天都到县城的街道上、车站劝阻灾民。一方面是灾害深重没有收成,又找不到治灾的办法;另一方面是将灾民死死地困在家中,生生断了他们一条活路,这种办法并不长久。父亲到兰考以后,了解了情况,认为灾民不能堵,不让人出去解决不了问题,应该给他们出路,让他们有计划地到外地搞生产。
据救灾办公室资料显示,1963年7月人口外流12000人,还有增长趋势。父亲针对这些情况召开县委会,他说:“制止人口外流也要加强思想教育,分析形势,认识外流的危害性,单靠发粮食,物资刺激是不行的,只有从多方面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扩大就业门路,大搞多种经营才是最好的办法。”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切实阻止人口外流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父亲到兰考赴任刚三个月的时候,就迎来了他职业生涯的一次严峻考验。1963年3月,兰考灾情严重,农业生产处于半停滞状态,群众生活困顿不已。上级没有有效措施,省委特别焦虑。就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二书记何伟带着一行人到兰考调研。这样的事本来应该是雪中送炭,可是看着带来的那些人,兰考的干部们有些迷惑不解,因为除了省委的人外,还有开封、杞县、民权、东明四个县的县委书记。
在会上,何伟书记先是铺垫:兰考是一个贫困县,千百年来风沙、盐碱、内涝把兰考折腾得民不聊生,百姓苦不堪言。解放十几年了面貌没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当前灾情又那么重,应该怎么办?
他点我父亲的名字,说你要有思想准备。然后何伟书记就交了底,他说:“今天把兰考周边四个县的一把手请过来,是想给你们增加点负担,省里想把兰考一分为四,你们每个县四分之一,这样兰考的问题就会好些。”
兰考县的领导一下傻眼了。何伟书记表态以后,其他四个县的县委书记也纷纷表态:愿意接受兰考,请组织放心。
父亲和县长张钦礼商量了一下,就明确表态,坚决不同意瓜分兰考。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兰考一直是合并的趋势,这些年兰考出现的灾情是各种因素造成的,不是兰考人民不勤劳,不是兰考人民没本事。
张钦礼表示:“给我们三五年时间,改变不了兰考的面貌,达不到这个目标,不劳省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们自动辞职,解甲归田。”最后父亲表态:“三年不改变兰考面貌是宽限,力争提前,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样说了之后,他身边的开封县委书记周锡禄开玩笑说:“老焦呀,老张呀,我不是拔你俩的气门芯,三年时间要摘掉兰考这个老灾县的帽子,累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父亲和县长当即站了起来,情绪激昂地说:“我们宁愿累死,脱三层皮,也不愿将困难转给兄弟县。”
在此后的调研中,父亲帶着县领导班子陪着何伟书记一路走一路看,何书记也对兰考战胜“三害”有了信心,还表示“你们决心要这样大干,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需要省委帮助解决尽管实话实说”。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就汇报了:“我们封闭沙丘,翻淤压沙,挖河排涝,都需要工具;安排群众生活,以工代赈,需要物资,请求省里给我们支援40万。”
何伟书记也很干脆:“我给你们向上级汇报,能解决就解决,解决不了我押袜子、卖鞋、当裤子也给你们凑够。”
至此,这一番考验,由父亲带领着县委班子的坚决表态而过关。重要的是这40万元很快就拨到了兰考。父亲就开会讨论,先拿20万元购买架子车、铁锨等劳动工具,补充到各个生产队,再拿出20万元购买代食品用于以工代赈,安排群众生活。会后县委常委、副县长蔺永沛带领从县救灾办、供销社、土产公司等单位抽调的精干人员,奔赴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购买粉渣、粉条、苜蓿片、菱角等代食品。这些代食品对于兰考人民的生活起了重要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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