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随笔怎么写?附儒家文化阳刚之气范文
刚毅之外,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就是说儒家最高理想的人格“仁”,一定是包含了阳刚的勇敢。
“阳刚之气”近来在网上成为一个话题,一些人想象中国传統的儒家学说是比较阴柔的,儒生或“酸腐”或“白面书生”或“手无缚鸡之力”。对此,笔者在《早期儒家有“武德”,并非文弱书生》一文,指出儒学是继承了殷周以来封建军事贵族传统的技艺,其技艺中包含了大量的军事贵族内容,孔门师徒战斗力很强。
当然,关于“儒”的最初含义,民国以来学者误读很多,如胡适认为儒是靠搞丧礼混饭的殷商遗民,徐中舒认为儒是古文字的“需”,是洗浴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有的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儒讲究温柔敦厚是源自上古“阉人祭司王”的人格。这些印象,可能和晚清以来外患频繁,很多人把积弱归因于儒学有关。实际上,儒学既然源自殷周封建军事贵族文化,自然会天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贵族阳刚属性。孔子本人,就颇具阳刚的精神气质,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军队的首领可以被改变,但儒者作为男子汉的志向却不能被强迫改变,因为儒者有坚强的意志。他指出,“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刚毅的精神气质才是接近儒者最高理想“仁”的。刚毅的“刚”,正是阳刚的“刚”,此种“刚”宝贵而稀有,以至于孔子有时感慨“吾未见刚者”,当然这只是气话了。刚毅之外,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就是说儒家最高理想的人格“仁”,一定是包含了阳刚的勇敢。
儒者所推崇的勇敢,常常指为保卫共同体而不惜牺牲的行为,《左传》记载鲁国在抵御齐国入侵的战斗中“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这位战死的汪锜,属于未成年人,当时习俗认为未成年死者属于“殇”,不应该按照成年人礼仪殡葬。孔子则认为,汪锜能拿起武器,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共同体,虽然战死,但不应该算作“殇”,应该得到完全成人牺牲者的礼遇。此事也见于《礼记·檀弓下》:“与其邻里汪锜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锜,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都是对拿起武器保卫共同体勇敢行为的高度赞美。
除了父母之邦这种地缘、文化共同体,还要保卫家族血缘共同体,武力复仇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如《礼记·檀弓》记载孔子教导弟子如何以武力手段为父母、兄弟、宗族复仇,《公羊传》更是有“大复仇”的义理。受此种义理激励,后世中国从汉代到魏晋、唐宋,仍然不断出现为父兄甚至朋友复仇的情况。当然,对复仇的法律评价,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或有人会说,孔子反对子路这种“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的勇敢莽夫,即以短兵器戈与老虎搏斗,徒手游过河,死了也不后悔这种。毕竟,他也讲究“温柔敦厚”“必也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斋、战、疾”,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文化还是不够阳刚?
对于这种理解,需要看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当时遍地都是充满了生命力、战斗力的人,子路初次见到孔子时“冠雄鸡,佩豭豚,欲陵暴孔子”,一副野蛮战士造型,而孔子则“设礼稍诱子路”,用教化来节制这种磅礴的生命力冲动。当时遍地都是原始丰饶,因此需要略加节制,才能达到中庸状态。孔子本人“温而厉,威而不猛”的形象,就是一种对力量有所节制的人格。他所提倡的“君子无所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并不是反对武力竞争,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形,对过度的比武加以节制。
孔子后的七十子时代也是颇为阳刚,《周易》的《象》对乾卦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种阳刚精神,尤为人们所熟悉。《礼记·儒行》则主张:“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其刚毅有如此者”。就是说哪怕用死来胁迫,要求儒者放弃信念,都是不可能的,士人可杀不可辱的阳刚精神,继承的正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
此后的孟子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更是脍炙人口。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即浩然正气具有“至刚”的属性,此刚正是阳刚之刚。孟子讲究正气和大丈夫,其阳刚四射,对宋代士人精神的深远影响,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的阳刚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
“阳刚之气”近来在网上成为一个话题,一些人想象中国传統的儒家学说是比较阴柔的,儒生或“酸腐”或“白面书生”或“手无缚鸡之力”。对此,笔者在《早期儒家有“武德”,并非文弱书生》一文,指出儒学是继承了殷周以来封建军事贵族传统的技艺,其技艺中包含了大量的军事贵族内容,孔门师徒战斗力很强。
当然,关于“儒”的最初含义,民国以来学者误读很多,如胡适认为儒是靠搞丧礼混饭的殷商遗民,徐中舒认为儒是古文字的“需”,是洗浴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有的现代学者甚至认为儒讲究温柔敦厚是源自上古“阉人祭司王”的人格。这些印象,可能和晚清以来外患频繁,很多人把积弱归因于儒学有关。实际上,儒学既然源自殷周封建军事贵族文化,自然会天然带有强烈的军事贵族阳刚属性。孔子本人,就颇具阳刚的精神气质,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意思是军队的首领可以被改变,但儒者作为男子汉的志向却不能被强迫改变,因为儒者有坚强的意志。他指出,“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刚毅的精神气质才是接近儒者最高理想“仁”的。刚毅的“刚”,正是阳刚的“刚”,此种“刚”宝贵而稀有,以至于孔子有时感慨“吾未见刚者”,当然这只是气话了。刚毅之外,孔子认为“仁者必有勇”,就是说儒家最高理想的人格“仁”,一定是包含了阳刚的勇敢。
儒者所推崇的勇敢,常常指为保卫共同体而不惜牺牲的行为,《左传》记载鲁国在抵御齐国入侵的战斗中“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皆死,皆殡。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这位战死的汪锜,属于未成年人,当时习俗认为未成年死者属于“殇”,不应该按照成年人礼仪殡葬。孔子则认为,汪锜能拿起武器,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共同体,虽然战死,但不应该算作“殇”,应该得到完全成人牺牲者的礼遇。此事也见于《礼记·檀弓下》:“与其邻里汪锜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锜,问于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也,不亦可乎!”都是对拿起武器保卫共同体勇敢行为的高度赞美。
除了父母之邦这种地缘、文化共同体,还要保卫家族血缘共同体,武力复仇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如《礼记·檀弓》记载孔子教导弟子如何以武力手段为父母、兄弟、宗族复仇,《公羊传》更是有“大复仇”的义理。受此种义理激励,后世中国从汉代到魏晋、唐宋,仍然不断出现为父兄甚至朋友复仇的情况。当然,对复仇的法律评价,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或有人会说,孔子反对子路这种“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的勇敢莽夫,即以短兵器戈与老虎搏斗,徒手游过河,死了也不后悔这种。毕竟,他也讲究“温柔敦厚”“必也临事而惧”“子之所慎,斋、战、疾”,是不是意味着儒家文化还是不够阳刚?
对于这种理解,需要看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当时遍地都是充满了生命力、战斗力的人,子路初次见到孔子时“冠雄鸡,佩豭豚,欲陵暴孔子”,一副野蛮战士造型,而孔子则“设礼稍诱子路”,用教化来节制这种磅礴的生命力冲动。当时遍地都是原始丰饶,因此需要略加节制,才能达到中庸状态。孔子本人“温而厉,威而不猛”的形象,就是一种对力量有所节制的人格。他所提倡的“君子无所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并不是反对武力竞争,而是针对当时的情形,对过度的比武加以节制。
孔子后的七十子时代也是颇为阳刚,《周易》的《象》对乾卦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此种阳刚精神,尤为人们所熟悉。《礼记·儒行》则主张:“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其刚毅有如此者”。就是说哪怕用死来胁迫,要求儒者放弃信念,都是不可能的,士人可杀不可辱的阳刚精神,继承的正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教诲。
此后的孟子讲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更是脍炙人口。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即浩然正气具有“至刚”的属性,此刚正是阳刚之刚。孟子讲究正气和大丈夫,其阳刚四射,对宋代士人精神的深远影响,文天祥的《正气歌》,“天地有正气”的阳刚精神,至今仍在滋养着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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